基本良知与道德审判

—— “小偷落水该不该救”之我见

现代人好像被“农夫和蛇” 的故事吓怕了，不敢轻易施救，救人之前要得掂量一番。前不久，四川一小区中，一小偷行窃未遂，被追堵时，慌不择路跳下河中，挣扎十多分钟最后不幸身亡，围观者有的拍下视频，有的也呼喊救命，但最终无一人施救。究其原因，是人们痛恨小偷的不良行径而不愿为之。当然，小偷的行径我们是十分痛恨，那么具有不良行径的人就不该有被救助的机会吗？现实生活中，不知不觉，我们的良知被附加了太多的东西，比如，这种救人之前的道德审判：他是小偷，所以我不救。于是，推理出了：他是陌生人，所以我不救；他职位低、他是穷人，所以我不救……

但恰恰相反，我认为，无论为人立事，还是构建和谐社会，人们应该基于良知伸出手，而不是急于去道德审判。

基本良知高于道德审判，铸造大格局的爱。我们祖宗的教诲都还记得吧？孟子云：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意思是赡养孝敬自己的老人，也赡养孝敬别人的老人，抚养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抚养教育别人的孩子。这是一种大爱，但这句话有没有加这样的注解：如果别人的老人坐过牢，我们就不去赡养他；如果别人家的小孩没有礼貌，我们就不去疼爱他。儒家思想的“仁政”就是基于这种基本良知的大爱。墨家的“兼爱”思想更是如此。圣经教义“爱一切人”也是如此。社会在进步，我们呼吁人们这种良知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当汶川地震之时，我们搜救废墟下活着的人，难道必得问一问：你是不是小偷？

法国作家雨果《悲惨世界》一书中，神父救助了走投无路的的苦役犯冉阿让，但他却偷走了神父的银烛台。当冉阿让被警察搜出银烛台而即将被逮捕入狱时，神父为他辩解说这是自己送给冉阿让的。这个以德报怨的善举，让冉阿让心生感恩，自此弃恶从善，后来成为大富翁、市长，又帮助了无数穷人。试想，如果神父先进行道德审判，因为冉阿让苦役犯的身份便不去帮助他，那么冉阿让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？社会会因之受益吗？所以，当涌泉之恩并不思滴水之报，当慈善救助不为名利之报，才是至善，才是大格局的爱。

基本良知先于道德审判，检阅高境界的人生。

1985年，28岁的方俊明为救一个假装落水的顽童，造成颈椎骨折而高位截瘫。但是被救男孩的家庭始终不愿出具书面证明，导致方俊明无法得到见义勇为奖励而只能被定为“工伤”。经历了太多磨难的他，见义勇为的行为最终28年后才得到确认。但他说，他从来没有后悔过那次行动，有没有得到确认，他都活过来了。按普通人的想法，方俊明真傻，跳水之前就没有判断一下，落水的顽童是假装的吗？而这一家人是没有良心的吗?就这么出于天然良知的一跃，却彰显了如此高境界的人生。

例子不胜枚举。支教老人白芳礼，一个退休职工，蹬三轮车谋生，曾捐款35万，资助300多个孩子上学。他在资助别人的孩子上学之前，难道经过了多方论证，确认这300多孩子的每一个必须品学兼优？事实上，他从没有打听过学生的姓名，也从没有想过回报。2005年，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，也从没有要求他捐助的孩子来看看他。不图任何回报的捐助，使我们看到了白芳礼老人崇高的品性，位卑之民却拥有高境界的人生，成为感动中国的人物。孤寡老人刘盛兰、磨刀老人吴锦泉、茶楼卖唱的郑州人王宽都同样以弱肩肩道义，用善心寓良知，谁不为之唏嘘感叹！

基本良知重于道德审判，社会的和平稳定才得以实现。

十年文革，有多少人被迫脱离父子、夫妻关系，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被戕害，有多少人浑水摸鱼充当打手，又有多少人卷入是非之中，但能基于良知从不害人？杨绛女士的女婿王德一被安上“炮打林副统帅”的罪名，被迫交代反革命阵营名单，但他知道这必须捏造，就不愿害人竟选择了自杀。文革中“王德一”何其多矣！但打着“爱国爱党”的旗号批斗别人的造反派们更多！如果从基本良知出发，他们能举起手中的屠刀吗？敢于说真话的巴金先生反思文革的《随想录》最早连载于香港的《大公报》时，有人企图阻止刊发。出版家范用先生闻知十分生气，决定在国内率先由三联书店出版，保证不删改一字。范用先生这种敢于吃螃蟹的精神，是基于他真与善的良知，而不是基于片面的道德审判。这也使范用先生不仅赢得了世人的尊敬，也形成了三联书店求真求善的风格。

如今危害国际和平的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事件，大都是民族主义者、宗教主义者在作祟，他们从自己的道德审判出发，去打击报复伤害别人，却把基本良知抛在脑后；中国食品安全如此严重，也是太多的人拜金贪婪把基本的良知抛在脑后。小偷落水无人施救，虽咎由自取，但周围人也是把珍爱生命的基本良知抛在脑后！

因此，当有人需要帮助时，我们应当基于良知伸出我们的友爱之手，而不是急于审判该不该、值不值，这样人与人之间会更友爱，我们的社会才会远离冷漠，更加和谐。

路曼曼其修远兮，让我们彼此共勉。